從(cong) 1988年入職raybet官网入口算起，亞(ya) 太與(yu) 全球戰略研究院（以下簡稱“全球院”）院長李向陽已經在這裏工作了36年。這期間，盡管工作崗位和研究領域幾經調整，但堅持微觀與(yu) 宏觀相結合、世界經濟理論與(yu) 中國對外開放實踐相結合是他不變的研究主線。從(cong) 青年時代專(zhuan) 注新凱恩斯經濟學，並完成國內(nei) 第一本係統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著作，到對企業(ye) 製度的國際比較研究，再到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ti) 化的關(guan) 注和對“一帶一路”機製化的研究。他的許多研究和觀點在剛開始或許顯得那麽(me) “小眾(zhong) ”，但在數年後卻總是成為(wei) 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對那些看似小眾(zhong) 卻富有前瞻性和前沿性課題的關(guan) 注，反映的正是他作為(wei) 學者始終堅持的“冷”思考和客觀性判斷，也是36年學術曆程中不改的初心。他說：“學術研究需要服務於(yu) 國家戰略，但在這個(ge) 過程中，要堅守客觀性，要有學者的獨立思考和判斷。”
麵對學部委員這個(ge) 稱號，他表示，這既是一項崇高的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在對raybet官网入口充滿感恩的同時，他思考的是如何擔負起作為(wei) 學科帶頭人的職責，帶好團隊，傳(chuan) 承學風，樹立文風，繼續服務於(yu) “三大體(ti) 係”建設。“這是我們(men) 這代人始終記在心頭的擔子和責任。”李向陽鄭重地表示。
初入學術殿堂：
興(xing) 趣使然 方法先行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我知道，您在大學畢業(ye) 後先是去高校任職，後又回到社科院念書(shu) 並留院任職。是什麽(me) 原因促使您走上了學術研究這條道路？
李向陽：客觀而言，這次轉型完全是我的個(ge) 人興(xing) 趣使然。1979年我考入中央財經大學，主修會(hui) 計專(zhuan) 業(ye) ，坦率地說，我本人並不是一個(ge) 好學生，因為(wei) 從(cong) 入學開始，我的興(xing) 趣就是理論經濟學。畢業(ye) 以後入職高校，也依然是按照原來的專(zhuan) 業(ye) 講授會(hui) 計學，這始終不是我的興(xing) 趣點。因此，在工作兩(liang) 年以後我聽從(cong) 內(nei) 心的召喚，又重新回到校園，來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習(xi) 世界經濟專(zhuan) 業(ye) ，也是從(cong) 那時起，我才得以真正將個(ge) 人興(xing) 趣與(yu) 職業(ye) 選擇結合起來。
1988年碩士畢業(ye) 以後，我入職社科院世界經濟與(yu) 政治研究所，真正開始了我的研究生涯，研究過程也帶給了我許多快樂(le) 。研究世界經濟問題既需要掌握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論體(ti) 係與(yu) 方法，又需要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但實踐證明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我迫切感受到進一步學習(xi) 的必要性。因而，在離開學校多年後，盡管已經獲得副高職稱並擔任研究室主任，1995年我又再次回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課程學習(xi) 期間曾被派到荷蘭(lan) 一所大學學習(xi) ，這種中外學習(xi) 的經曆為(wei) 我強化理論知識的係統性和觀察外部世界提供了機遇，也為(wei) 我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您學術成果十分豐(feng) 富的一個(ge) 階段，這期間您發表了多篇論文、出版了兩(liang) 本著作，還獲得了許多榮譽稱號。一個(ge) 人的成長，總是離不開青年時期的奮鬥與(yu) 積累，您如何看待、評價(jia) 這一時期的自己？
李向陽：回顧這一時期，我認為(wei) 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在初入學術研究時對方法論的堅持，這既與(yu) 我個(ge) 人的研究經曆相關(guan) ，也源自社科院這個(ge) 平台和當時的研究室帶給我的幫助和激勵。
回顧過往，首先是我們(men) 這代人遇上了一個(ge) 好時代。如果從(cong) 1979年大學讀書(shu) 算起，我經曆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這為(wei) 我們(men) 研究世界經濟與(yu) 中國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ge) 難得的機遇。如果說在這一階段個(ge) 人還取得了一些成績的話，我覺得和起步階段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guan) 。一方麵，從(cong) 大學開始一直到研究生階段，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理論始終是我關(guan) 注的重點。可以說，馬克思主義(yi) 的方法論是我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我最早發表的兩(liang) 篇論文，都是圍繞《資本論》與(yu) 當代資本主義(yi) 現實問題的關(guan) 係展開的，並刊載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研究》。這種對方法的有意識運用和跟蹤，也成為(wei) 我此後研究中的一個(ge) 關(guan) 注重點。
另一方麵，還有兩(liang) 件事對我影響深遠。一是在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從(cong) 1989年開始，我用了大約7年時間，從(cong) 《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季刊》這類學術期刊入手，跟蹤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進展，這也正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形成期。以此為(wei) 基礎我完成了《市場缺陷與(yu) 政府幹預：對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一項研究》一書(shu) 。這段研究經曆拓寬了我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對後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經參加了中國第一本《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翻譯工作。詞典的翻譯與(yu) 一般的學術專(zhuan) 著不同，每個(ge) 詞條選取的都是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與(yu) 重大理論，都代表著一個(ge) 專(zhuan) 門領域，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就必須“補課”，了解所翻譯詞條的背景和專(zhuan) 業(ye) 知識。我翻譯了幾十個(ge) 詞條共計10餘(yu) 萬(wan) 字的內(nei) 容。通過這種實踐中的學習(xi) 加深了對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經濟學理論與(yu) 方法的認知，也為(wei) 後續開展國際經濟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從(cong) 個(ge) 人的研究經曆和體(ti) 會(hui) 來說，在學術生涯之初建立起明晰的方法論對後續開展研究工作是至關(guan) 重要的。這種對研究方法的關(guan) 注，既是受社科院學術前輩的影響，也源自當時學界氛圍的熏陶。同時，我特別想提到的是，在我成長過程中對我幫助甚多的一個(ge) 小的學術共同體(ti) 。初入社科院，我所在的部門是世經政所的世界經濟理論研究室。這個(ge) 研究室的人員構成比較特殊，既包括一批資曆頗深的老專(zhuan) 家、老學者，還匯集了我們(men) 這樣一批於(yu) 20世紀60年代初出生、80年代中後期入職的青年人。這樣一群青年人在研究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氛圍。盡管我們(men) 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背景不同，甚至很多學術觀點分歧很大，卻自發地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學術交流平台。從(cong) 方法論到各個(ge) 學科的國內(nei) 外最新學術進展，再到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們(men) 無所不談，形成了一種非常自由、寬鬆的學術交流氛圍。除了後來調出的同誌外，這個(ge) 研究室先後產(chan) 生了三位學部委員和兩(liang) 位二級研究員。回首過往，我們(men) 都得益於(yu) 這種由一批誌同道合的人所組成的寬鬆自由的學術共同體(ti) 。
步入成熟期：
理論與(yu) 實踐融會(hui) 貫通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回顧您的學術曆程，您認為(wei) 自己的學術研究都經過了哪幾個(ge) 時期，有什麽(me) 不同？
李向陽：我的學術曆程，大致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1988—1995年，這一時期我的學術興(xing) 趣主要是追蹤研究當時西方經濟學界尚未成熟的新凱恩斯經濟學流派。時至今日，新凱恩斯經濟學已經為(wei) 人所熟知，但在當時，這一思想在國內(nei) 還是非常小眾(zhong) ，甚至是“非主流”的研究方向。通過連續7年的追蹤研究，我於(yu) 1994年完成出版了《市場缺陷與(yu) 政府幹預：對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一項研究》，這是國內(nei) 第一本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專(zhuan) 著。
第二個(ge) 階段是1995—2000年，主要是對美日兩(liang) 國之間的企業(ye) 製度進行比較研究，也可以說是對上一階段有關(guan) 市場缺陷理論研究的延續。我從(cong) 企業(ye) 信譽角度入手，通過比較日本和美國企業(ye) 製度，研究兩(liang) 種企業(ye) 製度在解決(jue) 市場缺陷問題上的不同實現機製，從(cong) 而提出了與(yu) 當時學界不同的看法。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集中體(ti) 現在1999年出版的《企業(ye) 信譽、企業(ye) 行為(wei) 與(yu) 市場機製：日本企業(ye) 製度模式研究》一書(shu) 之中。
從(cong) 時間上看，第三和第四階段有所重合，但學術研究重心卻有所區分：第三個(ge) 階段是2000年至今，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問題；第四個(ge) 階段是2013年至今，主要聚焦“一帶一路”的機製化研究。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我關(guan) 注的重點是經濟全球化與(yu)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背後的規則與(yu) 機製。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即“超級全球化”階段。與(yu) 此同時，在世紀之交中國開始參與(yu)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進程並正式加入WTO。這標誌著中國已全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之所以關(guan) 注這一進程背後的規則與(yu) 機製，是因為(wei)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yi) 方法，全球化既有商品、服務與(yu) 生產(chan) 要素跨國流動的生產(chan) 力屬性，又有影響這種跨國流動的規則秩序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屬性。正是基於(yu) 這種雙重屬性，研究全球化的分配效應與(yu) 發展的周期性才得以可能。進而，隨後開展的“一帶一路”研究也繼承了上述理論框架與(yu) 方法。
盡管過去30餘(yu) 年間我的研究領域和重心經曆了調整，但把微觀和宏觀相結合探究市場缺陷、規則與(yu) 機製這一主線始終貫穿其中。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您提到的這幾個(ge) 學術發展階段中，對您而言意義(yi) 最大的學術轉折點是什麽(me) ？
李向陽：我的學術轉折發生在2003—2008年之間。在此之前，我的學術興(xing) 趣更多是聚焦於(yu) 純理論和外國經濟問題研究，對新凱恩斯主義(yi) 經濟學的跟蹤研究和對美日企業(ye) 製度的比較研究都屬於(yu) 此。進入2000年以後，我的研究重點逐漸開始轉向中國的現實問題，或者說是將理論研究與(yu) 中國實踐相結合。
這一轉變，在我30多年的學術曆程中，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ge) 變化。一方麵，這源於(yu) 研究工作的現實需要。從(cong) 2002年開始，我被抽調連續多年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報告的起草工作；2008年，還受邀為(wei) 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ti) 學習(xi) 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議題講課。隨著參加的決(jue) 策谘詢活動越來越多，我的研究方向也隨之轉型。
另一方麵，這也是學術研究的一種自發性轉型。伴隨世紀之交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以純理論和純外國問題為(wei) 研究對象日趨脫離現實，更重要的是，中國本身已成為(wei) 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關(guan) 注中國經濟與(yu) 中國對外開放已成為(wei) 世界經濟領域研究者的“必修課”。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提到的許多研究方向，它們(men) 起初都並不起眼，甚至非常小眾(zhong) 。而您在追蹤、研究它們(men) 的過程中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還遇到了很多困難，甚至可以說是“甘坐冷板凳”。您是如何發現它們(men) 的研究價(jia) 值並最終堅持下來，獲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的？
李向陽：嚴(yan) 格說來，世界經濟並不屬於(yu) 要坐冷板凳的學科，隻是我關(guan) 注的領域在初始階段並不是學術熱點。在我選擇新凱恩斯經濟學作為(wei) 研究方向的時候，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關(guan) 注的重點是新古典經濟學與(yu) 製度經濟學。同樣，在我選擇以日美企業(ye) 製度比較為(wei) 研究對象時，“華盛頓共識”是主流方向。2000年前後，經濟全球化十分火熱，但是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的雙重屬性決(jue) 定了規則和秩序會(hui) 影響不同類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收益分配，也將影響它們(men) 對待全球化的立場，這會(hui) 導致經濟全球化出現周期性波動或調整；針對“一帶一路”研究，我和我們(men) 團隊從(cong) 一開始就從(cong) 學理性角度出發研究其治理結構，並聚焦其製度化建設的路徑選擇，這也不是當時學界主流觀點。
但是，回過頭將這些研究放到一個(ge) 更長的時段、更大的視野下進行評估，卻能夠發現它們(men) 自身蘊藏的理論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與(yu) 之相關(guan) 的研究後來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之所以選擇這些研究問題並堅持下來，一方麵，是我對所從(cong) 事的研究工作的確充滿了興(xing) 趣和熱愛，這或許隻是學術研究的一個(ge) 必要條件，但它是一個(ge) 重要而持久的動力來源。另一方麵，這是學者基於(yu) 自己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思考，從(cong) 而作出的一種客觀判斷。這種判斷促使我對自身所開展的研究抱有一種堅持和信念，並不會(hui) 因一時的環境變化或跟蹤熱點而動搖，這種堅持歸根結底也是對方法論的信念。
學科帶頭人：
以機製創新推動學科發展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據了解，您來到全球院以後，圍繞科研管理體(ti) 製機製創新做了許多工作，您可以具體(ti) 談談都開展了哪些工作嗎？
李向陽：我到全球院工作已經超過了15年。這期間，研究所在推進一係列內(nei) 部科研管理體(ti) 製改革的同時，也承擔了院黨(dang) 組賦予的院級層麵改革試點的任務。我有時候也會(hui) 開玩笑說，這15年一直是在管理體(ti) 製改革中度過的。
2011年，院黨(dang) 組選中我們(men) 所作為(wei) 新的試點單位開展科研體(ti) 製改革，並將亞(ya) 太所更名為(wei) 亞(ya) 太與(yu) 全球戰略研究院。在改製以後，除了原有的亞(ya) 洲太平洋區域國別問題研究，還新增了“一帶一路”研究。2012年，院裏開始啟動創新工程的試點工作，我們(men) 所被選中成為(wei) 試點單位，開始圍繞創新工程的具體(ti) 實施進行改革和探索，以期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良性經驗和做法。2015年，隨著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開展，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作為(wei) 首批試點單位在全球院開始建設，我全程參與(yu) 並起草了籌建方案。由於(yu) 國家高端智庫的特殊性，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該智庫與(yu) 全球院形成了兩(liang) 套平行的運行機製，後續工作也得以順利開展。
規則是科研體(ti) 製正常運轉的重要保障和支撐，從(cong) 長遠來看，也是對科研人員最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合理的考核考評機製能確立良好的規則導向，也能為(wei) 科研人員帶來穩定的預期，從(cong) 而影響他們(men) 的自身行為(wei) 和發展。2010—2017年，我的工作主線就是圍繞這一係列的科研管理體(ti) 製改革探索和智庫籌建展開。管理體(ti) 製改革工作不好做，但欣慰的是改革成效十分顯著，讓人覺得這一切付出總是值得的。
目前，通過一係列的文件出台，全球院已經製定了透明、公平、高門檻的職稱評審規則、創新工程經費使用原則、後期資助的運行方法和年終考核的具體(ti) 標準，可以說，我們(men) 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係統的考核機製和獎懲辦法。在這一機製的引領和推動下，我們(men) 所也培養(yang) 出了一大批年輕學者，他們(men) 成為(wei) 所在學科和研究領域的領軍(jun) 人物，獲得了許多國家級和院級稱號；還有一批同誌走向了管理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也愈發成熟。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目前，在您的帶領下，“一帶一路”研究已成為(wei) 全球院的重點學科。作為(wei) 學科帶頭人，您帶領所內(nei) 研究人員都進行了哪些嚐試或探索？
李向陽：過去十年，全球院“一帶一路”研究團隊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學界同行和決(jue) 策部門的認可。總體(ti) 來看，研究特色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一是立足全球院的學科優(you) 勢開展跨學科研究。無論在理論層麵還是在實踐層麵，共建“一帶一路”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問題，因此跨學科研究對“一帶一路”不可或缺。為(wei) 此，我們(men) 組建了不同學科背景的團隊開展研究，包括經濟、政治、國際關(guan) 係、社會(hui) 文化研究等。
二是以學理化闡釋為(wei) 主線開展前瞻性研究。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我們(men) 就開始從(cong) 治理結構入手，研究其可行性及路徑選擇，進而發現“一帶一路”的研究空間越來越大。經過十年發展，“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製”被正式寫(xie) 入了二十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成為(wei) 下一階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這也再次證明了我們(men) 研究方向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三是協調基礎理論與(yu) 應用對策研究，充分發揮自身優(you) 勢，形成社科院的智庫特色。與(yu) 高校的研究機構相比，社科院的比較優(you) 勢在於(yu) 擁有能夠直接服務於(yu) 政府決(jue) 策的平台；與(yu) 部委的研究機構相比，社科院的比較優(you) 勢在於(yu) 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因此，我們(men) 力圖把這兩(liang) 種比較優(you) 勢結合起來，開展服務決(jue) 策的前瞻性研究。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完全可行的，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球院的“一帶一路”團隊在發表一批有價(jia) 值的學術論文和專(zhuan) 著的前提下，有效服務了黨(dang) 和政府的決(jue) 策。這也是全球院一直以來推動智庫建設的指導理念和工作原則。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除了做理論研究，您平時還有哪些愛好或興(xing) 趣？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您如何看待個(ge) 人生活與(yu) 工作、學術研究相平衡的問題？
李向陽：老實說，我這個(ge) 人比較乏味，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了科研和管理工作。這是因為(wei) 思考問題和學術研究本身就能夠帶給我許多快樂(le) ，所以我願意將我的時間投入科研之中。因此，科研工作幾乎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近20年從(cong) 事管理工作，任務確實非常繁重。如此一來，在科研和管理工作之外，我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個(ge) 人時間。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作為(wei) 一個(ge) 從(cong) 事學術研究近40年的學者，您有什麽(me) 話是想對院裏從(cong) 事國際問題研究或者世界經濟研究的年輕學者說的？
李向陽：對此我隻能談一些個(ge) 人體(ti) 會(hui) ，或許並不具有普適性。首先，從(cong) 我個(ge) 人近40年的學術經曆來看，正確的方法論始終是從(cong) 事研究工作的一個(ge) 前提，因為(wei) 一旦方法出現偏差，那麽(me) 理論構建就可能會(hui) 出問題，相應的學術觀點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jia) 值。其次，國際問題研究要與(yu) 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希望年輕的國際問題研究者要有中國情懷，關(guan) 注中國實踐。這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者的使命。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熱愛自己的事業(ye) ，熱愛自己所做的這份工作。興(xing) 趣和熱愛才是工作的不竭動力。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對於(yu) 學部委員這樣一份榮譽和責任，作為(wei) 學科帶頭人，下一步您打算如何更好發揮學術引領作用，推動學科建設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李向陽：當選學部委員是我個(ge) 人學術生涯一個(ge) 新的起點。除了珍惜這一榮譽，學部委員的責任既需要對自身有更嚴(yan) 格的要求，還需要擔負起團隊建設的任務。就我自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繼續履行作為(wei) 學者的擔當，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服務於(yu) “三大體(ti) 係”建設，為(wei)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而努力。同時，也要發揮好學科帶頭人的引領和示範作用。
在集體(ti) 研究中，我始終堅持“專(zhuan) 業(ye) 的事情必須交由專(zhuan) 業(ye) 的人去做”這一原則，要培養(yang) 、鼓勵年輕人，讓他們(men) 得到發展的機會(hui) 和平台。尤為(wei) 重要的一點是，作為(wei) 一個(ge) 研究機構的領導一定要嚴(yan) 守學術道德底線。過去15年，我一直是《當代亞(ya) 太》和《南亞(ya) 研究》兩(liang) 本期刊的主編，前者還是社科院評價(jia) 研究院確定的權威期刊，但是這期間我從(cong) 未在上麵發過一篇文章，這是我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因為(wei) 我清楚地知道，作為(wei) 所長和期刊主編，如果不能用嚴(yan) 格的學術道德約束自己，那麽(me) 相應的學術約束機製就會(hui) 失去其應有的作用，人情稿、關(guan) 係稿也會(hui) 難以拒絕。因此，這些事情必須首先從(cong) 自身做起，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行，做良好學風和良好文風的示範者，推動形成更加良好的學術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