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40年代，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曆史學經曆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學和西學的碰撞、融合。張蔭麟作為(wei) 一位傑出的曆史學者，是參與(yu) 者和見證者，其史學研究也受時代風潮影響。從(cong) 他對曆史的認識、研究曆史的方法及其史學風格，可窺見中國現代史學的轉型和時代之思潮。
“統貫”曆史發展範疇
曆史觀包括曆史哲學、史料觀和曆史編撰法三個方麵。就曆史哲學言，張蔭麟最重要的見解體現在《傳統曆史哲學之總結算》和《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中。他的重要貢獻有兩方麵：一是對傳統曆史哲學的“抉見祛弊”。張蔭麟將傳統曆史哲學家探求的法則分為五類：曆史的計劃與目的、曆史循環律、曆史“辯證法”、曆史演化律和文化變遷之因果律，並將其分別對應不同的曆史哲學。他對目的史觀、循環史觀、辯證法史觀、演化史觀、理想史觀、唯物史觀、氣候史觀和人物史觀進行了辨析和闡釋，特別是對將黑格爾視為目的史觀的集大成者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二是總結歸納了曆史發展的範疇。他認為曆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構的描寫”，而且是“變動的記錄”。他將其歸納為因果和發展兩大範疇，而發展的範疇包括“定向的”“演化的”和“矛盾的”三個小範疇。他也承認這四種範疇不能涵蓋曆史上全部的史實，在這些範疇之外的史實乃為曆史上的偶然。對於偶然，他從曆史本身和人類認知的角度將其分為“本體上”和“認識上”兩種，而曆史學家的任務在於盡量減少曆史中“認識上的偶然”。
提出“筆削”之標準
就史料觀言，張蔭麟的見解體現在《論曆史學之過去與未來》中，提出了“筆削”的標準。所謂“筆削”也就是剪裁，即在曆史書寫中如何選擇史事。史事本於史料，“筆削”的標準即選擇史料的標準。籠統地說，“筆削”的標準在於史事的重要性過於含混不清，因此張蔭麟提出了更具體的標準：新異性、實效、文化價值、訓誨功用和現狀淵源。
張蔭麟也認識到了史料的局限性。他認為史料的限製有絕對、相對之分。絕對限製包括觀察範圍、觀察者、觀察地位、觀察時之情形、知覺能力、記憶、記錄工具、觀察者之道德、證據數量、傳訛、亡佚。相對限製包括由絕對限製而產生的謬誤、偽書與偽器之未經發覺者、史家對史料的誤讀、事實之解釋。對此，張蔭麟列舉的情形具體詳備，但也有瑣碎和交叉重複之弊。
對於史料的局限性，張蔭麟試圖減輕、克服。他認為隨著科學和史學研究的發展，曆史研究者的增多和分工的精細將減輕相對限製。絕對限製也會因教育的發達、印刷術的流行、圖書館博物館的興盛而減輕。他特別看重報紙作為史料的巨大價值。此外，他頗有創見地提出了“曆史訪員製”，呼籲社會的同情與讚助，組織學術團體，依科學方法觀察記錄當下人類活動以保存現代史料。從這一角度看，張蔭麟可以說是提倡“公眾史學”的先鋒。
貫通“專博”、追求“真美”、兼顧“雅俗”
張蔭麟的曆史編撰法不僅在學術專論中多有論述，也體現在其曆史研究和通史編撰中。首先，他強調貫通“專”與“博”。博古通今本是史學的傳統，但隨著“西學東漸”的風潮，傳統史學走向了專科化研究之路。張蔭麟認為“觀史”有鑽觀、縱觀、橫觀三種方法。鑽觀、橫觀偏於“專”，而縱觀偏於“博”。這對應不同的曆史編撰思路，需針對不同目標讀者采取不同編寫思路，對專與博各有側重。
其次，在曆史編撰中張蔭麟追求“真”與“美”的統一。他認為曆史世界與自然世界一樣，既是審美對象，也是窮理對象。作為審美對象的曆史為“藝術化之史”；作為窮理對象的曆史為“科學化之史”。兩者的目的都是“顯真”，前者所顯為“真相”，後者所顯為“真理”。這些論述體現了張蔭麟論史的哲學思辨性和理論創建力。他推崇中國傳統曆史書寫中的修辭用典，認為可提升曆史之美。張蔭麟曆史寫作的文筆修辭極具美感。
此外，張蔭麟有意識地兼顧“雅”與“俗”。除了“真”與“美”，“致用”也是史學追求的價值。他寫通史、編教材“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他認為曆史寫作的目標讀者不僅是學界的專業人士，更包括社會民眾、青年、孩童。因此，雅俗共賞、簡明易懂、意趣盎然是張蔭麟通史寫作的目標，而實際上也成為其《中國史綱》《兒童中國史》的鮮明特色。這一點與當下“公眾史學”的理念也不謀而合。
回歸中國曆史研究
張蔭麟的曆史研究始於考據，成名作《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是典型的考據文章，其後的《荀子解蔽篇·補釋》《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等也是同類之作。但他並沒有囿於考據之學，在清華大學讀書和留學美國期間，他關注到中國科技史和西方史學，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中西交流史，翻譯、引介西方史學理論，寫就了《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張衡別傳》《論曆史學之過去與未來》《曆史之美學價值》和《傳統曆史哲學之總結算》等。
張蔭麟對西方哲學和社會學興趣濃厚，在美國求學期間受到係統訓練，《斯賓格勒之文化論》《道德哲學之根本問題》《道德哲學與道德標準》和《說可能性》是他社會學和哲學研究的代表作。他認為實現史學轉型要借助哲學革新理論觀念和思維方法，借助社會學認識曆史上的社會構造和社會變遷。經過哲學和社會學的訓練後，他選擇回歸中國曆史研究，特別是在宋史領域，以跨學科的方法研究中國曆史，撰寫了《北宋的土地分配與社會騷動》《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失敗之均產運動）》等作品。
“時風”與“學風”
通過對張蔭麟曆史觀和治史路徑的考察，可發現其史學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史學思潮之關聯。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融合哲學和社會學之自覺。張蔭麟對曆史和曆史理論進行哲學反思，並自覺運用哲學思維和社會學理論進行中國曆史研究，以達到“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
二是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之彰顯。在戰亂紛起的動蕩時代，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在國人心頭，張蔭麟也不例外。除了《中國史綱》《兒童中國史》，從《上海英日人八次慘殺我國同胞始末》《智識階級應當怎樣救國？》《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等文中，可以鮮明地看到他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
三是空間與時間之“增減”。“空間之增”指曆史研究的空間擴大，除中原地區外，關注邊疆、世界，把眼光從帝王將相的政治活動轉向民眾的日常生活。除了正統史料，考古、檔案、文物及域外資料都是可資利用的史料。“時間之減”指盡可能刪除神話、考證傳說，通過確鑿的考據重新敘述古代曆史。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不是從“天地剖判”或“混沌初開”說起，也不是從星雲凝結和地球形成說起，而是從有文字記錄的時代開始，以商朝為出發點，回顧其前有傳說可稽的四五百年，以所知商朝實況為鑒別傳說的標準，吸納殷墟發掘的考古研究成果。
四是對唯物史觀社會形態學說和階級概念之利用。張蔭麟早已關注到唯物史觀，他利用唯物史觀社會形態學說中的部分概念和分析視角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並使用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分析路徑。
民族危機刺激張蔭麟史學研究中民族主義之彰顯，而中國近代史學轉型中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和唯物史觀兩股思潮也在其史學研究中有所體現。他的曆史觀和治史路徑有創新獨到之處，亦有鮮明之時代印記。
（作者係raybet官网入口曆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