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濤（近代史研究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全麵深化改革為主要議題，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史為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中國史學界有責任也有自信，對這個新課題進行自主性的深入研究，作出具有原創性的科學闡釋。
基於這種驅動力，我們組織編寫了《中國曆代國家治理研究叢書》，首批推出4本，分別是《民本與民生》《治官與治國》《中央與地方》《基層治理》，都是關乎治亂興衰的重大問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何處理好與百姓的關係、怎樣關注民眾的生存與生計，是治國理政過程中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民惟邦本”“為政以德”“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構成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基調。曆代在製度設計上有何舉措，具體效果如何？這是《民本與民生》一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吏治是否清明，直接關乎王朝的興衰存亡。《治官與治國》一書著重考察古代治官與治國之間的關係，其核心觀點認為：選官是治國的前提，任官是治國的關鍵，治官是治國的保障。
秦朝是中國古代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在“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大一統思想支配下，曆代為維護大一統局麵，是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關係的？這是《中央與地方》一書著重探討的問題。
“郡縣治，天下無不治。”在中國古代，基層治理實際上是鄉村治理，是基礎性的、涉及全局的大事，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圍繞基層治理，中國古代是如何認識的？在製度設計和具體實施上是怎麽做的？這是《基層治理》一書重點考察的問題。
我們起始就達成共識：新課題必須講新話，努力體現學術創新，努力承載思想性。關於具體研究和寫作，我們明確了以下幾個原則和要求：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製度變遷為主線，要跳出舊框，既不能寫成專題思想史，也不能寫成典章製度史，在內容上要有所取舍，不求麵麵俱到，但求寫出重點、亮點、特點；做到史論結合；樹立大曆史觀，把小處著手、大處著眼結合起來，進行長時段、貫通式研究；把握好分寸，不說過頭話，說到底，研究中國古代治理體係不是為了頌古、複古，而是致力於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旨在搞好今天的建設。本叢書多數作者原先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此次則是進行橫貫幾千年的專題研究，體現了我們打破學術壁壘、促進學科融合的努力。
這套叢書的第二輯將推出7本專著，涉及行政與監督、災害治理、環境治理、水利治理等，目前正在組織編寫中。
通過研究，我們將中國古代治理體係的主要特點概括為：在行政體製上以實行中央集權製為主體，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大一統局麵，在思想文化領域以儒學為正統和主脈，在製度建設上重視順應時勢、革故鼎新。我們認為，中國古代治國安邦之實踐世所罕見：一是治理難度之大世所罕見，二是治理經驗之豐富世所罕見，三是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見。我們的一個總體結論是：中國古代有吏治腐敗、民變蜂起、社會動蕩，也有政通人和、國泰民安、海晏河清，其發展曲折起伏，有進有退，總的趨勢是不斷發展進步。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中國在製度建設上多有建樹，催生出璀璨的中華文明。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與治理上的成熟性顯然是分不開的。
中國古代治國理政實踐為今天的新探索新實踐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鑒和啟示。譬如，我國從秦朝開始確立中央集權製，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上形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管理體製，確立和維護中央權威成為中國古代治理體係的一個顯著特征。中央有權威，便於形成舉國體製，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能力強，從而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製度保障。
今天，維護中央權威依然是基於國情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在構建國家治理體係上，中國共產黨人既承接傳統又銳意創新：黨是領導核心，總攬全局、協調四方，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為新中國製度建設的一個顯著特點和突出優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的；民主集中製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與堅持民主集中製是高度一致的，從而真正超越曆史局限，開創了新曆史。
總之，研究中國曆史、中國問題，必須以我為主，牢固樹立學術自信，在科學研究基礎上致力於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係。
